与现代金融理念相反，在山西的这个小乡村，人，而非钱，人情，而非现金流，是信贷员们给农民放贷时的依据。 “农民银行家”是这一模式的关键所在，他们既控制着贷款的风险，也促进了乡村道德的建设。 能找到多少乡村精英，决定了这一独特模式能否被广泛复制。 端午节前的那个周末，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和茅于轼都赶到了山西省永济市。 同去的还有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世界银行中国金融项目负责人王君，以及银监会官员和多家小额贷款公司的负责人。 他们是在永济富平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一周年的时候去考察这家公司的模式，研讨小贷公司面临的政策困境，以及如何以金融这个短板撬动中国农村的发展。 永济富平是茅于轼、汤敏创办的北京富平学校投资的小贷公司。他俩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在山西临县开始了小额贷款实验，然而这个市场直到2008年5月才放开。自那以后全国已成立了1500家小额贷款公司，永济富平是其中惟一一个由私人创办的小贷公司，没有政府也没有国际组织的支持，也是惟一一家总部设在村里、单笔贷款额不超过2万、完全面向普通农户的小贷公司。 通过在永济的调研，吴敬琏得出了结论：利率高，但回报更高的小额贷款正在帮助勤劳勇敢的中国农民创造奇迹。如果小额贷款这种普惠式金融能惠及中国一半的人口，那么中国的面貌将会发生很大改变。 人情练达即金融 这样一位本地生、本地长的乡村妇女，却梳理出一套完全不同于城市现代金融的草根逻辑 “做小额贷款，整个就是一个做人的工作。”王变娥很笃定地说。 这是她自己琢磨出来的。 45岁的王是永济市富平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的信贷主任。她的权力很大，一笔款能不能贷，贷多少，全由她说了算。在过去一年里，经她的手给永济3个乡镇88个村庄2000多个农户的贷款已经超过了3100万元，平均每笔的金额是1 .6万元。 在此之前，王变娥就是一个地地道道普普通通的农民，不懂金融，更不知小额贷款。 正是这样一位本地生、本地长，且人情练达的乡村妇女，却梳理出一套完全不同于城市现代金融的草根金融逻辑。迄今为止，永济富平的坏账为零。 “小额贷款对我来说就像一座大山，没路，就自己在瞎走瞎闯，没有任何人可以帮我的忙。”她说。 按照公司的规定，一旦出现坏账，将由相关的信贷员自己出钱补上。 当贷款额达到800万元的时候，王变娥的压力到达顶点，睡不着觉，“就想哭”。 在由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和汤敏组建的富平学校投资的这家小额贷款公司工作，王变娥并不缺理论指导，而是缺实践经验。 如何快速地给客户分类，如何判断一个客户是否符合放贷标准，如何决定一笔款到底该不该放，该放多少，怎么跟不同的客户讲不同的话，这类直接决定是否会出现坏账的问题，和当地乡村的社会经济生态息息相关。只有本地那些人情练达的人，才能做得好。在这方面，没有人可以帮她的忙。 “做到现在我不怕了，因为方式方法都了解了。”过了800万元那个坎儿，王变娥变得非常自信。有一次听印度小额贷款专家介绍印度经验时，她能迅速判断出什么东西在永济并不可行。 “我们的工作就是聊天。”不论风吹日晒，王变娥总是骑着电动自行车或摩托车走访客户，“做他们的朋友”。正是在这样的走访中，她甚至成了贷款户们家庭矛盾的协调员、道德教育者，以及农业市场和技术信息的集散地。 人，而不是钱，人情，而不是现金流，是她考察每一个客户的重点。 这些跟现代金融恰恰相反的乡村金融逻辑，强烈地吸引着富平公司调研专员张敏。他曾在湖北的数家银行工作过，后来在英国学了6年金融。 是什么原因让他这样一个城里人，一个在英国玩车、6年换了几十辆车的年轻人能一头扎进了永济富平总部所在的寨子村，一住就是一年多？ 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是强烈的好奇。比如一开始吸引他的问题是：要用一套和银行贷款标准完全不同的标准和逻辑来放贷，可行吗？ 当他天天和乡村信贷员一起走访农户，了解了乡村的金融逻辑之后，他发现，这是一个城市思维模式被打破的过程。 高利率 茅于轼说，利息反映的是资金的价格。现在富平21％的利息，反映了当地资金的供不应求 说到小额贷款，首先绕不开的就是高利率。 永济富平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的贷款年利率是21％，是政策规定的小额贷款利率的上限（最高不超过基准利率4倍）。而超过这个上限，《民法通则》则视为高利贷。民间通常认为，利率超过20％的任何借贷都属于高利贷。 本来小额贷款的初衷是为了帮助农民，是为了扶贫，可为什么要定这么高的利率？ 公司的发起人茅于轼解释说，利息反映的是资金的价格，资金的价格是随着市场波动：供过于求就要降价，供低于求就要涨价。 “现在富平21％的利息，我觉得是反映了当地资金供给的需求情况。”他说，“现在我们的钱不是太多贷不出去，相反是资金不足，农民贷款的需求非常高。” 此外，目前也只有利率达到这么高，富平小额贷款公司才能在商业上可持续，而只有公司不死，才能有机会帮助更多的农民。要知道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农民的储蓄都被银行源源不断地抽到城市去修路盖房子，而农民自己要想借钱盖房子或养猪种地却难而又难。像永济富平这样的小额贷款公司正是试图把城市的钱引回农村，帮助农民发展。 其实，让永济富平小额贷款公司能够维持下去的这个21％的利率，一方面是因为没有享受到和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等同样的税收减免政策，如免征营业税，所得税免10％等，另一方面也更重要的是，经营5万元以下小额贷款这种在银行界被称为“零售”的业务，风险大成本高。 “如果利息这么高，为什么大家不去赚这个利息？因为它的成本是很高的，风险也是很大的，需要费很大的心血去做，所以大家不屑一顾，不愿意去做，所以资金供给始终是不足的。”茅于轼解释说。 吴敬琏第一次听到扶贫贷款应高利率这个说法还是十几年前听汤敏讲的。当时汤敏是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的代表，对孟加拉的小额贷款实践很熟悉（2006年，尤努斯因为在孟加拉开办“穷人银行”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他当时跟国务院扶贫办的人讲，根据孟加拉的经验，扶贫贷款不能够低息，低息的结果一定是有钱的人贷走了，而贫民拿不到。 “如果利率低于正常利率，结果一定是供不应求，供不应求就会产生贿赂等问题。直到最近，这个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吴敬琏说。 高回报率 永济富平小额贷款公司贷款户的平均利润率超过70％。农民们在意的并非利率的高低，而是能不能贷到款 既然利率达到了21％，接下来的问题自然就是，农民做什么才能有超过21％的利润率？要知道，中国制造不少产业的平均利润率也就在5％左右。如果真有高额利润，为什么没有产业资本进入？ 记者把这个疑问抛给了茅于轼。他说，这主要是因为农民的劳动力在这里没算钱。贷款后，本来闲着的劳动力被利用起来，而这些劳动力是不用发工资的。 6月12日，在与永济当地的贷款户入户调查，以及与十多位的贷款户的座谈中，也证实了这点。在永济富平小额贷款公司所在地——永济蒲州镇寨子村参加座谈的贷款户，他们贷款2万元所创造的利润几乎都翻了番。 北京富平创业（社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沈东曙说，据他们的统计，永济富平小额贷款公司贷款户的平均利润率超过了70％。 “微型金融服务的客户群体，他们的资本回报率在50％、100％、200％，甚至高达700％，在亚洲、拉美到处都有这样的例子，这表明他们能够承受较高的利率。”王君说。 在他看来，早在1980年代以世界银行为代表的发展扶贫性机构就已经提出，1970年代实行的低利率但需要财政补贴的扶贫措施不可持续。1990年代，这种扶贫发展组织首先要商业可持续的观点已经成为共识。 然而这种在国际上已经成为共识的东西在中国却总是一个绕不过的坎。“我怀疑这和我们的传统文化有关系，甚至和我们多年来的阶级斗争，和白毛女都是有关系，就是人民对高利率本能的反感、反对。”“如果从农民的角度看问题，你就知道，农民真正需要的是方便、快捷、可靠地获得所需要的资金，而不是利率的高低。”王君说。 在6月12日和农民的交流中，富平学校的发起人之一汤敏总是不断地询问，你们从农信社贷过款吗？农行的惠农卡你们有吗？有的话你们贷过款吗？ 从农信社贷过款的人不多，而且需要打点关系。贷到款后还要扣除10％以作为农户在农信社的股份投资（也就是贷1万元只能拿到9000元，而被强制缴纳的1000元股份投资，分红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另外，农信社经常只有年初年尾有钱贷，年中就没钱可贷。 至于惠农卡，几乎问到的农民都有，但没有一人用其贷过钱。惠农卡是农行于2009年推出的一种可进行贷款的信用工具，截至今年2月底，已累计发放3500多万张，在宣传的时候声称办了卡就可以贷款，而且利息很低。 而永济富平的小额贷款，一般申请后一个星期内就能拿到贷款，而且不需要关系和打点。按照公司的规定，信贷员到客户处甚至连水都不喝。 吴敬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永济虽小，但通过这次会议，通过我们昨天的访问客户，可以看到整个中国农村新的革命——农业的产业化和农村的现代化——已经蓄势待发。 现在实现农业产业化、农村现代化最短的短板就是资本，把这个短板拉长了，这个桶的容量马上就上去了。 中国人其实是富有企业家才能的。昨天下午和农民贷款户的座谈，汤敏一个一个地问他们，借两万块钱，你能不能做到翻番？所有人的回答都说能，而且三到六个月就可以还两万块，再净挣两万块钱。 我们勤劳、勇敢的中国人，加上资本这个短板，他就能够创造奇迹。我深切地感觉到，小额贷款这项工作的意义。如果占人口一半的人，能够通过金融把他的创造力发挥出来，那么我们整个国家的面貌就会有很大的改变。 王 君 世界银行中国金融项目负责人 到底什么是商业可持续的，什么是商业不可持续的，只有把这一条边界划清楚了，才知道政府应该干什么，行业协会应该干什么，小额信贷机构应该干什么，监管者应该干什么，否则的话，就会把这些错综复杂的问题混在一起，说不清楚。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中国和国外我们看到很多这种例子：打着扶贫的旗号，以社会目标作为自己的使命，但是做了若干年以后做不下去了，坏账太多，这个时候又以扶贫为理由，向政府要求补贴，这显然和你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而在中国这种情况非常容易发生。 （邓瑾摘自“小额金融创新与农村发展研讨会”发言）